在我看来，日印准同盟的形成不仅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相关，也受到日、印国家与决策者个人层面因素的影响。

具体而言，在国际体系层次，美国“印太”盟伴体系构建、中美大国博弈加剧等作为体系变量，塑造了日印两国对外政策的轮廓，成为两国关系接近、形成准同盟的主要外部压力。而就国家及决策者个人层次而言，日印两国的威胁认知强化、安全战略调整以及决策者的施政方针作为国内变量，影响了日印具体对外政策的制定，成为两国推动安全合作、构建准同盟的关键内因。

图| 当地时间2025年8月29日，日本东京，日本首相石破茂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 会谈

实际上，由于日印准同盟自构建到初步形成的时间区间适逢两国强势领导人执政，国家层次与决策者个人层次之间也呈相互影响态势。一方面，不论日印威胁认知还是安全战略调整，均为国家高层集体行为，会在较大程度上塑造决策者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安倍晋三与莫迪作为强势决策者，其施政方针也会对国家威胁认知与安全战略的趋向产生深刻影响。

近十余年来，国际体系结构变迁推动日印彼此接近，成为两国构建准同盟关系的主要外部压力。在亚太权力转移进程加速、中美国力差距持续缩小的背景下，美国对亚太同盟体系的变革、对“印太”盟伴体系的打造成为日印接近的关键外因。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在中国快速崛起、美国国力相对下降、美国盟友压力增大以及区域力量对比出现变化的局势下，美国盟国的安全需求日益迫切，美国对其盟国安全承诺的难题日益凸显。

图| 2025年10月28日，日本东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迎宾馆举行会谈，并签署联合文件

为减轻自身在亚太的安全压力，强化对华遏制能力，美国力图将日本扶持为其亚太同盟体系的“次轴心”国家，推动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为此，美国采取一系列举措，推动日本强化与澳、韩、菲等美国盟国的安全合作，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呈网络化发展态势。

同时，美国鼓励日本强化与印、越、印尼等核心伙伴国发展安全合作关系，力图将亚太同盟体系发展为囊括美国亚太盟国与核心伙伴国的“印太”盟伴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协助美国，与其盟伴国家塑造身份认同、通过高层外交引导议题设置、修复美国与盟伴国双边关系与战略分歧，而印度则是日美两国的重点“攻关对象”。

由于印度的地缘优势与国家体量，美国“印太”盟伴体系的威慑能力与发展前景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的参与程度。

图| 当地时间2025年8月29日，日本东京，日本首相石破茂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 会谈

美国学者托马斯·林奇（Thomas F. Lynch III）、詹姆斯·普兹斯特普（James J. Przystup）就曾指出，近十余年来美国不断释放出鼓励日印合作的战略信号，并将自身“嵌入”日印战略合作框架，逐步形成了美日印安全合作机制。美国政府也认为，印度不断增长的实力使新德里能够为印度洋安全分担更大的责任，进而协助美日在同盟框架下分配更大比例的资源来对抗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冒险主义”。

进入“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强化与日本、印度的安全关系并推动日印安全合作仍持积极态度。一方面，特朗普对日印战略定位较高，视两国为推进美国“印太战略”、维系“印太”盟伴体系的关键。2021年特朗普第一次执政结束前夕，其将《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文件提前30年解密。从中可以看到，美国认为，“中国的目标在于瓦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伴体系，美国“印太战略”需与日、印、澳进行协同”。

此外，该文件对日、印应发挥的作用也进行了专门阐述。就日本而言，文件提出“赋予日本权力，使其成为印太安全架构中实现区域一体化、拥有先进技术的支柱”；就印度而言，文件则提出“一个强大的印度，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将起到制衡中国的作用”。

图| 当地时间2025年4月21日，印度新德里，印度总理莫迪与到访的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谈

从文件内容来看，特朗普对强化美日印、日印合作的立场不言自明。2025年1月特朗普再次执政，上台后不久便分别会见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与印度总理莫迪，可见对两国高度重视。从此后美国官方立场表述来看，特朗普对“特朗普1.0”时代及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盟伴战略采取了以沿袭为主、调整为辅的策略。

不论是2025年1月21日QUAD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参与发表的联合声明，还是5月31日美国防长赫格塞思在第2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的题为“美国‘印太安全’新愿景”的主题演讲，均鲜明体现了“特朗普2.0”的政策倾向。

鲁比奥与赫格塞思反复强调中国在“印太”区域的威胁与国际格局的转变，指出美国在强化“印太”前沿兵力部署的同时，需促进盟国与伙伴国的合作，以有效减轻美国防务压力。而在诸多盟伴中，日本被视为维系、强化美国“印太”盟伴体系的“枢纽”，印度则被视为美国“印太战略”、盟伴体系能否产生有效威慑力的决定性因素。

图|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

因此可以说，不论是拜登执政时期还是特朗普时代，美国均将日、印视作最关键的盟国与伙伴国，且希望日本从旁协助对印度进行拉拢。在美国授意下，日本针对印度进行了共同身份塑造、安全议题设置、战略分歧弥合等多重努力。在此进程中，日印相互身份认同逐步形成，安全合作机制逐步完善，重点安全议题逐步确定，次级安全合作协定逐步落实，两国准同盟关系也由此得以形成和发展。

另一方面，美国国力相对下降促使日本力图开辟战略自主空间，将印度等作为新的合作伙伴。无独有偶，印度也有借助日本推进自身战略自主的诉求。美国国力相对下降使日本产生陷入“被抛弃”的同盟困境的焦虑。日本担忧日美同盟的威慑力与抑制力可能持续下滑，甚至陷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同盟“漂流状态”，这样日本将难以依赖日美同盟维护本国安全。

图| 2026年1月11日，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降旅举行年度新年军演，军事人员手持日、美、德、澳四国国旗

同时，日本对亚太地区局势也有所担忧。日本认为中美博弈前景难测，在“特朗普2.0”时代美国有再次战略收缩的风险。因此，为维护本国安全、维持于己有利的地区局势，日本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政策：一是依然以日美同盟为对外战略基轴，配合美国将其亚太同盟体系升格为“印太”盟伴体系；二是为防范美国战略收缩风险，积极提升本国在同盟中的主动性，同时面向澳、印、英、法、菲等国构建准同盟体系，着手在日美同盟外搭建网格化、多层级的安全保障合作平台，强化本国制衡中国的力量。

综上，对日本而言，不论协助美国构建“印太”盟伴体系，还是在日美同盟外开辟准同盟体系、提升战略自主空间，印度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日本谋求通过构建日印准同盟关系，加速美国“印太”盟伴体系发展进程的同时，打造本国准同盟体系，进而助力日本实现战略自主的目标。对于印度而言，其对美国“印太”盟伴体系持较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

印度期待利用该体系进一步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对华实施制衡，强化地区军事存在感，因此与日美强化安全合作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同时，印度长期奉行战略自主路线，推行“东向行动政策”，期待加强与亚太国家安全关系，构筑横跨印太两洋的安全合作体系。因此，对于日本的示好，印度也给予了较为积极的回应。

图| 印度总理莫迪

总体来看，在亚太权力转移进程加速背景下，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变革、“印太”盟伴体系构建、中美博弈常态化等因素对日印构成体系压力，这决定了日印对外安全保障政策的总体轮廓，是促成日印准同盟形成的主要外部动因。对于日印两国来说，为回应体系压力，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决策者层面，均需以国际局势的演进态势为前提制定具体政策。